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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地法院的司法审查决定对仲裁地法院是否有约束?
发布时间:2018/12/29 10:01:30   阅读数: 1074

20181221日,新加坡高级法就一起仲裁裁决执行案件作出裁决。该案涉及21名当事人,裁定篇幅长达106页,所处理的问题包括:1、域外法院司法审查结果的预判力;2、仲裁员超越权限;3、时效与管辖权;4、自然正义;5、公共秩序。可以说涵盖了除仲裁协议效力以外,仲裁司法审查中经常遇见的几乎所有问题,而新加坡法院对每一个问题细致且明确的说理,也颇有值得深入研究的地方。

案例检索

BAZ v BBA & 19 Ors  [2018] SGHC 275

案情简介

本案是涉及C公司的股权交易,仲裁申请人BAZ是买家,20名仲裁被申请人中17人为卖家,而另外三人被法院总结为“少数股东”(从上下文理解应为没有出售股权的股东)。2008611日,申请人和众被申请人签订的一份股权买卖合同,并于同年11月履行完毕,申请人由此成为C公司的控股股东。

20121114日,申请人以被申请人隐瞒了C公司的被调查情况为由,根据股权买卖合同中的条款申请仲裁。申请人主张,C公司于2004年有一份报告,内容是关于C公司违法行为和向数个国家监管机构提交错误数据,该报告导致了美国监管机构发起对C公司的调查。申请人认为,众被申请人向其隐瞒了调查的发起、性质以及严重性(genesis,  nature  and  severity),并指出这是被申请人故意为之,目的在于以不能反映C公司真实价值的价格将股票售出。基于此,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存在欺诈的情形,但没有请求撤销合同,而是根据印度1872年《合同法》第19条第2款的规定,要求赔偿数额能达到使其恢复到被申请人如实陈述状态的违约金,并要求被申请人支付裁决作出前(pre-award)及裁决作出后(post-award)的利息。

本案是国际商会仲裁院(ICC)的仲裁,仲裁地为新加坡,仲裁的实体法为印度法。

仲裁庭进一步查明:申请人在获得C公司控制权后,向美国监管机构支付了和解费用,其后又以1股换0.8股的比价用C公司的股份换取了另外一家公司的股份。仲裁庭认为,各被申请人确实存在欺诈、虚假陈述及隐瞒C公司规管情况的问题,认定如果被申请人不隐瞒该份报告,申请人是不可能购买C公司股权的。

关于被申请人的责任问题,仲裁庭认为,违约金的数额应当使得申请人恢复到被申请人作出错误陈述之前的状态,鉴于印度法律不允许惩罚性和间接性的违约金(punitive, exemplary, multiple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以申请人请求的计算方式为基准,确定了被申请人的赔偿数额。而且该责任对于所有被申请人是连带且同等的,仲裁庭没有按照责任大小或者股份的多少进行区分。

在仲裁过程中,被申请人还提出了时效抗辩,指出申请人至迟在20094月就已经知道了该份报告的存在,故提起仲裁的时间超过了印度法中三年的时效。不过该抗辩没有被多数意见采纳。

值得一提的是,本案是根据多数意见作出的,少数意见在被申请人是否具有欺诈和虚假陈述、违约金数额是否合理以及申请人的时效问题上均与多数意见对立。

两个战场的攻防战

裁决作出后,申请人分别向印度新德里法院和新加坡法院申请执行,各被申请人则同时向两个法院申请不予执行,并向新加坡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就同一份仲裁裁决,双方在两个国家各自开辟了一块战场。

(一)印度法院面临的争议

双方在印度法院的争议焦点有四个:1.裁决的违约金是否违反了印度《合同法》第19条的规定以至于动摇(shock)法院的理念;2.裁决间接损害违约金是否超出了仲裁庭管辖权限;3.申请人的请求是否因超过时效而消失;4.裁决前的利息是否构成多重违约金。

(二)新加坡法院面临的争议

被申请人在新加坡法院提出的撤销理由如下:1.认定裁决前的利息超出了仲裁庭的权限;2.仲裁庭没有充分考虑被申请人的立场,在申请人转售C公司股权问题上,也没有让被申请人充分就案件发表意见,因此违反了“自然正义”;3.时效在印度法上是一个管辖权问题,请求法院全面(de novo)审查申请人的请求是否超过时效;4.本案被申请人有些是没有参与运作的卖家,有些则仍是C公司的少数股东,被申请人认为仲裁庭没有对责任大小进行区分,违反了比例原则,进而违反公共政策。

由此可见,双方在两个法院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对合同违约金的认定以及时效问题,而且有很大程度的重合。

印度法院更早结案,于20182月即驳回了被申请人的不予执行异议,并对摆在其面前的四个争议焦点都进行了回应。

争议焦点:印度法院的判决对新加坡是否有既判力?

申请人随即向新加坡法院提出,基于争点禁反言原则(issue estoppel),被申请人关于管辖权(即时效问题)和违约金计算的异议都已经被印度法院驳回,而双方争论的内容在两国法院都是完全一致的(verbatim)。

被申请人则提出反对,认为争点禁反言原则不适用于仲裁的体系中,因为仲裁地法院具有优先(primacy)的管辖权。被申请人还认为,即使认为禁反言原则适用于本案,本案也不符合禁反言的条件,因为在新德里法院的争议和在新加坡法院的争议不具有同一性(identity)。

法院决定

新加坡法院首先总结了普通法下争点禁反言的基本原则的构成,包括:(1)对实体问题作出最终的决定;(2)是有管辖权法院作出的;(3)两个程序的当事人一致;(4)争议的问题一致。法官指出,争点禁反言在新加坡法中是清楚明确的,但在不同法院的司法审查领域却是不清晰的,他认为首先应当考察争点禁反言是否被新加坡国际仲裁法、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示范法》和《纽约公约》所认可,然后再考察该原则是否适用于本案的相关情形。

(一)仲裁司法审查中的争点禁反言

法院首先指出,《纽约公约》中唯一一条可能与争点禁反言有关的是第5条第1e项关于执行地法院可以拒绝执行被仲裁地撤销的裁决的规定。尽管该条使用的是“可以”一词,而且没有使用“争点禁反言”一词,但它让执行法院参考撤销法院的程序,正因为参考外国法院判决这一点,法院认为该条考虑到了争点禁反言问题。且另一方面,公约、示范法也没有排除撤销法院根据国内法或者其他公约,参考执行法院的相关判决。

(二)争点禁反言与本案的关系

随后,法院考察了双方提供的关于争点禁反言的一系列案例,但全部都是相反的情况(即仲裁地法院的判例对执行地具有禁反言效力),唯一涉及本案争议焦点(即执行地判决对仲裁地法院既判力)只有达纳诉巴基斯坦政府案[1]中英国法官曼斯爵士的“附带意见”(obiter dicta),该意见认为,如果法国法院(该案中的仲裁地法院)采取类似于英国的争点禁反言原则,那么英国法院(在该案中为执行地法院)认定裁决无效将会对相关程序造成显著影响(prove significant)。

对此,新加坡法院先从根据公约和示范法的规定出发,认定仲裁地法院对于仲裁裁决的审查具有优先性。然后分析了支持争点禁反言原则的两个理由:一是公约和示范法追求对统一司法意见;二是示范法中撤销裁决和不予执行裁决的理由具有一致性。但法院认为,以上理由都不能剥夺仲裁地法院在司法审查方面的优先性。在此基础上法院进一步提出了两个观点:

1.在可仲裁性以及公共政策问题,外国法院的判决不具有争点禁反言效力,因为每个国家在这方面的规定都不同,因此两国法院的判决在这两个问题上不可能存在争议问题的一致性。

2.在管辖权异议方面,由于仲裁地法院具有对该问题的优先性,在决定执行地法院判决是否具有既判力的时候也应当“缓一缓”(would be slow)。如果当事人的管辖异议成立,仲裁地法院应当全面审查且详细地裁决和证据。法院同时指出,由于考虑到印度法院的判决可能具有说服力,特别是考虑到本案仲裁协议的法律适用是印度法,根据双方当事人的意见,法院会参考印度法院判决的对应部分。

(本部分总结自判决书第153段,未完待续)

评析

争点禁反言是一个普通法上的概念,大意指对于已经被法院最终判决处理了的争议,同样的当事人不能再就同一争议提起诉讼。但这一原则通常适用于同一个国家或者法域范围内的法院之间,在仲裁司法审查中,一个裁决往往会在多个案件中,在此情况下,法院是否应当受到其他法域法院判决的约束?

对此,英国法院在早前的不少判例中已经承认域外法院仲裁司法审查结果的争点禁反言效力,我国香港法院也有类似的判例(Astro Nusantara International BV and Others v PT Ayunda Prima Mitra and Others HCCT 45/2010)。不过,在这些案件中,要决定外国法院判决是否有既判力的都是执行地法院。BAZ案的特殊之处在于涉及执行地法院先行作出的判决,对于仲裁地是否具有约束力。对此,《纽约公约》以及《示范法》都没有明确规定。从本案中,可以总结出新加坡法院的如下观点:

1.公约和示范法都不排除执行地法院判决对仲裁地法院的既判力,但并不影响仲裁地法院在审查管辖权内容方面的优先性。执行地法院即使认定仲裁庭具有管辖权,但也不能排除仲裁地法院对此进行重复认定,但仲裁地法院可以参考执行地法院的裁判理由。

2.并非所有司法审查问题都适用争点禁反言原则。例如,《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二款规定的两项不予执行裁决的理由(争议事项不可仲裁以及公共政策),本身就具有地域性,各国对于这两种情况的规定、认识以及所保护的利益不同,因此即使在两个法院提出的争议名称一样,但实质内容也不同,在这个意义上,也是不可能适用争点禁反言原则的。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本案的仲裁地位于新加坡,当事人对于仲裁条款没有特别约定适用的法律,但新加坡法院并没有适用仲裁地法来决定仲裁协议问题,而是适用了主合同的准据法印度法。这不是该国法院第一次适用主合同准据法作为仲裁协议的准据法(参见微信文章:仲裁前沿丨主合同约定的准据法一定不能适用于仲裁协议吗?)

[1] Dallah Real Estate and tourismHolding Company v.The Ministry of Religious Affairs,Government of Pakistan [2010] UKSC 46 para.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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